教育的刚与柔

我越来越觉得，在抽象的道理层面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没有分歧。比如说抽象地谈论“该不该吃饭”，会有分歧吗？当然不会有——谁能说不该吃饭呢？但是，吃什么饭？怎么吃饭？谁吃饭？和谁吃饭？何时吃饭？何处吃饭？吃多少饭？……分歧就出来了，而且针锋相对，甚至势不两立。

关于学校应不应该有民主教育，我想无论哪位老师都会高度一致地回答：“当然应该有！”但是，什么是“民主”？什么是“民主教育”？如何对未成年人进行民主教育包括民主训练？等等，分歧便出来了。

我曾说过：“民主是最硬的。”但我说这话的针对性是，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就是纵容，就是无法无天，就是让步，就是软弱……所以我说“民主是最硬的”，具体含义是指成人社会的法律权威，是行动上服从由多数民意形成的国家意志（注意我的每一个措辞）。

但在儿童世界，不能简单地这样说。我当然不是说对孩子不能有强硬的东西，我是说不能简单套用成人的原则。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未成年人。

教育，通俗地说，就促进一个人由“生物人”向“社会人”形成。具体说，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：文明行为的养成和高尚心灵的形成——注意，我这里只是说的“基本功能”，还有“知识传授”“能力培养”“潜力挖掘”等等我从略。或者再简化地说，教育，主要是着眼于孩子的“行为”和“心灵”。文明行为的养成，需要训练，需要规则，需要强制，需要鼓励，需要惩戒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；高尚心灵的形成，需要引领，需要榜样，需要感动，需要熏染，需要陪伴，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我想强调，这两个“长期的过程”在实践中就是一个过程，不过，“行为”和“心灵”并不是半斤八两的对等，教育的主旋律还是“心灵”。

苏霍姆林斯基说：“教育，这首先是人学。”细心领会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，我们自然会明白，在教育中，“情”永远大于“法”——哪怕这个“法”仅仅是相当于“法”的班级规章制度。

愚以为，面对学生违“法”——触犯了已经告知的规章制度，“容情于法”的做法是，第一，充分利用规章本身具有的“弹性”——我刚才忘记说了，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操作的法，都是具有“弹性”的，这个“弹性”体现在量刑的尺度上，比如“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等等，也体现在“免于刑事处分”上。因此，教师在执行规章时，完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，或宽容，或轻处，甚至“视而不见”或“装作不知”。第二，即使必须执行规矩，以示制度和纪律的严肃性，实施的过程应该尽可能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在方式上柔和些艺术些，比如王君老师对那三个孩子的处理方式。第三，如果孩子不是当众犯错，而且后果并不严重，如果“公事公办”则会对孩子造成伤害，那干脆放他一马。宽容有时候比惩罚更有教育效果。

当然，如果是当众犯了严重错误，触犯了纪律，若不处理则会造成更大的危害，那也不得不“严格执法”，照章处理。宽容也不是无条件的。教育有时候也需要“说一不二”，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，属于教育中“不得已”的“非常态事件”。

现在不少学校热衷于“军事化管理”，我特别反感，而且包括军训我也反对，虽然我的学校也按上级要求不得不每年都对新生进行所谓“军训”。我反对军训的理由这里不多说了，总之，我始终认为，学校需要纪律，学生需要规则，但把学校办成军营是可怕的，让孩子只知服从是可悲的。

请允许我不那么严谨但自以为大体差不多地说——

教育，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，“刚”是相对的，“柔”是绝对的；“法”是相对的，“情”是绝对的；严厉是相对的，宽容是绝对的；“疾风暴雨”是相对的，“和风细雨”是绝对的；“三下五除二”是相对的，“润物细无声”是绝对的；“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，而且也是必要的”（马卡连柯语）是相对的，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”（陶行知语）是绝对的……